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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qiangshuai521  2019-09-11 16:23  閱讀 10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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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任、馮夢龍等人也許沒有想到的是,到了清朝,《勸農》逐漸成為《牡丹亭》全本五十五出戲中演出最頻繁的折子戲之一。在《勸農》這出戲里,太守杜寶履行職責,下鄉勸農,農民紛紛前來歡迎長官,載歌載舞,一片太平歡娛景象。作為一出熱鬧的“吉利戲”,在從官方到民間的各種喜慶宴會場合,《勸農》幾乎不可或缺。根據升平署檔案記載,清宮藏有的《牡丹亭》曲本中,有《勸農》三冊。每年三月初一,宮廷都演出《勸農》,以應節令(到光緒朝這種情形有所改變,《勸農》之上演未必一定只在三月初一)。1757年,乾隆皇帝二下江南,大運河兩岸排檔演戲,著名昆班太平班所演的十八出迎鑾戲里,就有《勸農》一折。戴璐(1739—1806)在《藤蔭雜記》里面曾記載同年湯萼棠求簽:

得“君是山中萬戶侯,那知騎馬勝騎牛。今朝馬上看山色,爭似騎牛得自由。”及選得南安,同年飲餞,首演《杜寶勸農》,正得此絕。杜乃南安太守也。[2]

《勸農》在有清一代的流行,也可從其被選錄的情況得以證實。譬如說,清代到民國初年的戲曲與曲譜選集,從《綴白裘》(錢沛思乾隆廿八年至卅九年也即1763—1774年間以玩花主人本為底本增刪而成的通行本)、《審音鑒古錄》(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刊本)、《遏云閣曲譜》(1870年序),直到1925年王季烈、劉富梁編輯的《集成曲譜》,所選《牡丹亭》折子戲中,除《學堂》、《游園》、《驚夢》這幾出戲必選之外,唯一恒定不變的入選劇目居然就是《勸農》。此外,《勸農》也曾被改編為其他各種地方戲,如徽戲、蘇州灘簧、杭州灘簧[3],或者彈詞。對《勸農》的熱烈愛好與反復表演,直到現代才逐漸退潮,讓《游園》、《驚夢》等抒情出目獨領風騷。

現代學者對這出戲的評價,一般來說,是把它視為劇作家對杜寶這一人物的正面處理,使杜寶的形象立體化,并且多多少少反映了劇作家本人的政治理想。陳美雪在《湯顯祖的戲曲藝術》中寫道:“在第八出《勸農》中,湯顯祖以極大的篇幅和優美的文字,來描述杜寶的政績,以及他和百姓的和諧關系。”[4]劉云在《略論湯顯祖筆下的“理想國”》一文中,把《勸農》一折戲與《南柯記·風謠》對舉,稱其描繪了作者的理想境界。[5]鄭培凱認為《勸農》一出戲是以作者在遂昌太守任上的經驗為藍本的,至少在刻畫杜寶形象時,把他寫成了一個“勤政愛民”的“清廉的好官,絕不是作為反面角色來刻畫的”。[6]而在另一方面,史凱蒂(Catherine Swatek)卻認為,這出戲“顯示了劇作家是多么善于削減儀式的嚴肅性”,她指出《勸農》近于對勸農儀式的調侃(burlesquing),雖然這種勸農儀式是湯顯祖在擔任地方官時“可能親自施行過的”。[7]

在前一種閱讀框架中,讀者顯然是很嚴肅地看待這出戲的,《勸農》被視為劇作家對杜寶這一角色的積極刻畫。戲文不存在調侃性質,至少調侃性不是理解這出戲的關鍵。與此相比,后一種閱讀視野略為不同:它在這出戲里,看到了幽默。

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什么是幽默?以諧謔出名的王思任沒有在這出戲里看到任何幽默,否則他就不會說這出戲“庸板”——既平庸,又平板,寫得一般,又缺乏趣味。把這出戲視為湯顯祖本人政治理想之寫照的解讀,也顯然并未把這出戲的幽默性當成中心因素,更不會覺得這出戲是對勸農儀式的調侃。不過,即使是持這樣態度的讀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認這出戲的確蘊含著喜劇成分。《勸農》富有喜劇性的確鑿證據,莫過于它在有清一代作為喜慶熱鬧的吉利戲不斷上演這一事實。假設這出戲只是平板地再現勸農儀式,我們相信它未必如此風行。然而,另一方面,史凱蒂也認為:“清宮在三月清明節為應節令而上演《勸農》的時候,幽默不可能是演出的特色。”換句話說,幽默性不是恒定的,它既非完全取決于作者意向,也不是文本內部“客觀”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存在與否決定于觀眾的反應。因此,我們說,幽默,或者笑聲,是一種具有歷史性與文化性的現象。

笑聲也可以作出更加細致的區分。有歡快的笑,也有惡意的、諷刺的笑;有哈哈大笑,也有微笑。它們之間的不同是耐人尋味的。《勸農》也許不會使觀眾或讀者哈哈大笑,但是可以想象它有激發微笑的能力。微笑或是表示贊許——杜寶關愛百姓的精神,作者對其政治理想的描摹;或是由于注意到這出戲中因為逾越了人之常情而令人莞爾的情節成分。我們要問的是:在《勸農》這出戲里,是什么使觀眾或讀者體會到幽默與調侃?誰,或者什么,是幽默與調侃的對象?是太守杜寶,還是歡迎他的農民,還是“勸農”這一儀式本身?抑或三者兼有?這種潛在的幽默與調侃因素,又將如何影響我們對這出戲本身以及它在《牡丹亭》全劇中的地位和意義所作的解讀?在本文中,我們將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出初步的解答。

也許最終我們會看到:《勸農》一出戲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情節的承受,或者杜寶的形象塑造。它所起到的作用,既是結構上的,也是敘事上的。如果杜麗娘的驚夢尋夢代表了浪漫理想的愛情和對這種愛情的追求,那么,《勸農》則向我們展示了另外一種價值觀念體系,雖然不同,卻同等有效;而且,也正是在兩種價值觀念的交叉與碰撞當中,《牡丹亭》這一劇作才變得更加豐富、飽滿。

一 勸農及其在詩文中的再現

勸農,顧名思義,是勸勉農人致力于農事,而勸勉者則是統治階層的成員。

這是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官方儀式,古已有之。作為官方儀式,它鞏固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之間的界線,強調了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對應與和諧,也是政治權力的象征性行使和加強。同時,它也是一種政治資本:地方官勸農,是為官賢明的標志,考察政績的標準之一。

在《禮記·月令》中記載的孟春之月天子籍田之禮,便旨在勸農。行籍田禮后,要宴飲群臣,以示慰勞。有意思的是此處的鄭玄(127—200)注,強調天子在籍田時把耒耜放在車右和御者之間,是為了“明己勸農,非農者也”。在勸農者和農人之間存在的界線是很分明的,這是我們需要記住的一點。

西漢年間,文景二帝屢下勸農詔,成帝命二千石官員在耕作季節“勉勸農桑,出入阡陌”。平帝則在大司農部設丞十三人,每人負責一州,勉勸農桑。

根據《后漢書》記載,縣廷掾在春夏之際要承擔勸農任務,巡視鄉間,號“勸農掾”。此后,在各個朝代,勸農都成為太守縣令這樣的地方官員需要履行的政治職責之一。勸農是季節性的工作,因此,即使在唐有勸農使、在宋有勸農公事這樣的名目,往往是兼職。沈德符(1578—1642)在其筆記《萬歷野獲編》中談到勸農,稱:

元世祖中統二年,令各路俱設勸農司,最為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設浙江杭、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成化元年,添設山東、河南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嘉靖六年,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干別差。其重農如此。至穆宗初,大珰出領江南龍袍,遂改勸農廳為織造館。然余初有識時,尚見勸農舊扁于府署之門,今改換已久。問之人,不復曉各郡曾有此官矣。

有清一代,仍規定“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把勸農視為一縣之長的職責。

不過,有些時候,勸農不僅僅只是政府官員勸勉農業生產的一套儀式而已,還包括了檢點戶籍、保證稅收的任務。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兵部員外郎宇文融(?—729)針對天下戶口逃亡現象,提出:“置勸農判官十人,并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很多人反對這一措施。陽翟尉皇甫憬上疏,稱此舉擾民不便,特別指出:“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為計。”然而宇文融的建議終于得以實施,皇甫憬也因此被貶官。這里的勸農判官,雖然名為勸農,實際上和春季勸勉農桑沒有關系。文學作品對勸農的再現,最早要數西晉束皙(約261—300)的《勸農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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